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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著

五四愛國情緒高漲

北京政府對五四事件的最初反應,顯然頗為躊躇和迷惑。總統徐世昌並不堅持嚴懲學生,溫和派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打算和學生妥協。然而,這種態度並不為軍頭和保守派所接受。因此,五月四日晚上在總理錢能訓官邸召開的會議中,以安福系和親日分子為主的保守派,即提出封閉北大、撤換北大校長、嚴懲學生的要求,並獲通過。

在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曾立刻採取一些防範於後的措施,如新聞檢查、切斷北京與國外的有線電報電話。自五四至五月底,學生仍繼續示威,政府亦繼續抓人,但事態並未擴大。然而,到了六月二日下午,北大學生張國燾等七人被捕;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態度轉趨強硬,升高對立態勢,當天軍警逮捕街頭演講隊學生一百多人,皆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是為「六三事件」的開始。

北洋軍警逮捕學生,以步軍統領王懷慶執行最力。六月四日,各校學生分隊四處演講,慷慨陳詞,更為激烈。軍警禁阻無效,乃以馬隊衝散群眾,抗拒即施以鞭打,此後大舉逮捕學生,押送北大法科,連「六三」所拘者共八百二十七人。因被捕學生愈來愈多,乃將理科大講堂改為拘留所,有一百三十九人被拘該地。拘禁於警廳及步軍統領衙內者,數字不詳;被毆重傷者,則送至同仁醫院治療。

關鍵民國  

然北京政府有鑑於學生不畏軍警嚇阻,以武力鎮壓學生勢將拘不勝拘,捕不勝捕,乃見風轉舵,改變政策。六月八日中午,各校代表歡迎被拘同學返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學界萬歲!北京大學萬歲!北京政府態度軟化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全國響應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使北京政府大感吃不消!

一九二六年,在愛國情緒仍然高漲之際,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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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著

耶魯大學中國近代史榮休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部探討近代中國著名人物與革命的著作,這部書就叫《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史景遷說,一百多年來,天安門一方面使中國人產生一種遠離現實的夢想;但在另一方面,天安門也是政府威權的象徵。這種威權有時候會斲喪老百姓的夢想,有時候會把老百姓捉將官裡去。然而,有時候,這種威權會在不可測知的人民力量之前,一籌莫展。史景遷指出,自十九世紀九○年代至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飽經外患和內憂,在這內外激盪的橫流中,很少中國人未受其影響與衝擊。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又成為中國歷史的重心、全球矚目的焦點。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又因學生民主運動,而變成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地方。

在近代史上,天安門曾目睹過無數的歷史性事件,它本身亦曾受到炮火的洗禮。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多少尊嚴與恥辱、驕傲與屈膝、勇毅與殘忍,都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輪番上演。

關鍵民國  


庚子拳亂

一九○○年四月中旬,義和團數百拳民攜帶兵器到達盧溝橋,散發反對外國教會的揭帖。四月下旬,團眾不斷進入北京。五月至六月,義和團先後焚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豐台等車站,以及豐台機器製造局,扳毀鐵路。六月四日,又在北京南郊燒毀黃村車站,包圍聶士成軍隊,擊斃聶軍八十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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