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文◎著

五四愛國情緒高漲

北京政府對五四事件的最初反應,顯然頗為躊躇和迷惑。總統徐世昌並不堅持嚴懲學生,溫和派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打算和學生妥協。然而,這種態度並不為軍頭和保守派所接受。因此,五月四日晚上在總理錢能訓官邸召開的會議中,以安福系和親日分子為主的保守派,即提出封閉北大、撤換北大校長、嚴懲學生的要求,並獲通過。

在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曾立刻採取一些防範於後的措施,如新聞檢查、切斷北京與國外的有線電報電話。自五四至五月底,學生仍繼續示威,政府亦繼續抓人,但事態並未擴大。然而,到了六月二日下午,北大學生張國燾等七人被捕;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態度轉趨強硬,升高對立態勢,當天軍警逮捕街頭演講隊學生一百多人,皆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是為「六三事件」的開始。

北洋軍警逮捕學生,以步軍統領王懷慶執行最力。六月四日,各校學生分隊四處演講,慷慨陳詞,更為激烈。軍警禁阻無效,乃以馬隊衝散群眾,抗拒即施以鞭打,此後大舉逮捕學生,押送北大法科,連「六三」所拘者共八百二十七人。因被捕學生愈來愈多,乃將理科大講堂改為拘留所,有一百三十九人被拘該地。拘禁於警廳及步軍統領衙內者,數字不詳;被毆重傷者,則送至同仁醫院治療。

關鍵民國  

然北京政府有鑑於學生不畏軍警嚇阻,以武力鎮壓學生勢將拘不勝拘,捕不勝捕,乃見風轉舵,改變政策。六月八日中午,各校代表歡迎被拘同學返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學界萬歲!北京大學萬歲!北京政府態度軟化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全國響應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使北京政府大感吃不消!

一九二六年,在愛國情緒仍然高漲之際,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闖入大沽口,炮擊炮台守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守軍還擊,雙方互有傷亡。十三日英、美、法、義、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辛丑和約八國公使名義,向中國提出五點最後通牒。北京外交部態度軟弱,激起民眾公憤。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兩千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後向長安街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喊口號。下午一時二十分,部分遊行隊伍到國務院,要求派代表會見總理,衛隊緊閉柵門不許他們進去。群眾憤怒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衛隊旅長宋玉珍向段祺瑞請示,段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遊行者四十六人,打傷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學生和未成年學生。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一文中說,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就像古今中外許多獨裁專制政府一樣,北京國務院在「三一八」當天發出通電,無中生有地誣衊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枝。」北京段祺瑞政府的目的,在於把這一血腥屠殺罪行說成是執政府衛隊的自衛行為。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殉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下葬,送殯者達千餘人,並且舉行了抬棺遊行。據當時擔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的楚溪春回憶道,「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住在吉兆胡同的段祺瑞正在和圍棋神童吳清源下圍棋,段祺瑞對楚溪春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楚氏又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隻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兇器;又找了幾把條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

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釗、徐謙、李石曾、丁惟汾和陳毅(日後曾任中共外交部長)等人,都是「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

激發年輕人去思索

三○年代中葉,日本侵華野心日益高漲。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

十二月九日,國府準備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華北特殊化。北平各大學學生為反對成立傀儡政權,決定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是一二九運動中一篇宣言裡的一句話。這一句話頗有概括性。它道出了當時北平同學的愛國情緒,也啟發了年輕的愛國者思索問題: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不是息息相關?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約有七千多名大中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有一百多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日後在中共政府中擔任高職的外交部長黃華(王汝梅)、黃敬(俞啟威,前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侄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都是當年「一二九運動」的健將。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刻意拆除、整修、擴大天安門廣場的範圍,「文丑」郭沫若曾為「大廣場」寫過一首歌功頌德的詩句。三百多年前的廣場紅牆拆除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建成的電車軌道也移走了,整個廣場面積達四十公頃。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震動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了。中國人民經過文革浩劫之後,鬱積在心中的十年怨氣與苦悶,只有在紀念周恩來(一月八日病逝)的清明時節得以宣洩出來。那個時候,第一次復出的鄧小平,因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壓制而再度靠邊站,北京全是四人幫的天下。他們看到堆積在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花圈,高聳入雲,他們也看到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悼詞,字字血淚。他們決定以高壓手段制止這場別具他意的悼周活動。

四月四日是清明節,又是星期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以上。四人幫「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的行動,是在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以後展開,四月五日,鎮壓行動全面進行,數十萬名群眾與五萬以上的民兵、三千名以上的警察發生衝突。四人幫成立「三聯指揮部」統一鎮壓行動。據嚴家其和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晚九點四十五分左右,大規模的毆打結束了。紀念碑旁地上攤攤鮮血邊躺著、蹲著、趴著鼻青臉腫的二百多名被打群眾。經過初審,他們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每個人都被仔細地搜身、審問,有的還被帶上了背銬,投入了監獄。夜晚十一時,統一調動的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國旗桿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掩蓋他們一夥利用黑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四月六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開始戒嚴。第二天,天安門廣場裡,一批灑水車仍在沖刷殘留在廣場上的血跡。

血跡或許可以洗刷乾淨,但王立山在廣場紀念碑上所寫的一首詩,將永垂青史:「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耶魯教授史景遷認為天安門是政府威權的象徵。中共解放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開殺戒,毋寧是這種恐怖威權的濫用與褻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寫了一首題為<威權>的詩。原詩是這樣的: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頂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下來,活活的跌死!

 

摘自2013年6月新書《關鍵民國》

 

關鍵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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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民國》
林博文◎著

鐵血宰相俾斯麥曾說,
決策者必須能夠在靜夜裡聽到遙遠的歷史馬蹄聲,
才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明智正確的判斷。
深懷歷史感的人,才有高瞻遠矚的胸襟與眼光,
「以史為鑑」方能知所興替。

民間史家林博文,長期蒐集大量史料,深入剖析歷史長河中的轉折點與弄潮者,生動地為我們上了一堂學校沒有教的民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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