蝦蜜！越來越大塊

林博文◎著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　不要喧嘩！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誰的心裡有堯舜的心，

誰的血是荊軻聶政的血，

誰是神農黃帝的遺孽。

誰告訴我戈壁的沉默，

和五嶽的莊嚴？　又告訴我

泰山的石霤還滴著忍耐，

大江黃河又流著和諧？

　　　　　　　　　　──聞一多：祈禱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三千名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要求「還我青島」、「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四日，二十萬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遊行，高舉「德先生，你好」的大纛，「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

這一世代的年輕人，仍然擎著「老祖父時代」的火炬在街頭遊行，證明了中國政治完全沒有進步，顯示了中國社會還在原地踏步走。這是中國人的大悲哀，也是近代中國的大悲劇！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孕育了中國共產黨，也肇始了毛澤東筆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浪潮；七十年後，中共政府卻和當年的北洋政府一樣，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憤怒青年，面臨波瀾壯闊的示威人潮，吶喊的口號雖殊，激盪的心靈則同，這真是時代的諷刺和歷史的夢魘！

近代中國充斥了許多不幸的歷史事故，例如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等，這些慘痛的史事，使中國受到永恒的創傷。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以來，只有極少數的歷史性事件，能夠對當時以及後世發生正面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五四運動就是其中最足以輝耀古今的大事。

要細說五四運動，則必須把時光倒退至一九一九年。

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

其實，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叢體，它不只是愛國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革命。在胡適的筆下，它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曾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以英文本《五四運動史》（哈佛大學一九六○年出版）蜚聲學界的周策縱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辭世於舊金山，享年九十一歲），則為五四運動下了一個廣泛的定義：「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一連串的活動都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學習西洋文明，並希望能依科學和民主觀點來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它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紛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是其間並非沒有主流。」

前聖他芭芭拉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徐中約（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病逝於南加州，享年八十二歲），則認為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的大示威，只不過是整個新文化運動（亦即思想革命）中的一個高潮而已，由於「五四」示威太有名了，因此後來就把新文化運動稱為五四運動，這個廣義的運動，其起迄時間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

以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為首的三千熱血青年，衝出馬神廟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並不是因一時的衝動或偶發的事件，而係長期遭受內外壓迫的中國民族的必然反應，也是大江東流擋不住的歷史潮流。然而，促成學生要求變革的動力，卻是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

一九一二年滿清垮台、民國肇建以後，中國非但未享受和平、團結與統一，建國後的十年，反倒是近代史上最黑暗、混亂的時期：無政府狀態、道德淪喪、軍閥混戰和外患不斷。換句話說，辛亥革命雖推倒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體，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整容手術」而已；中國的內涵、本質和「五臟」，完全沒有改變，絲毫沒有脫胎換骨。一群在西方留學或受到西學影響的新知識分子，紛紛鼓吹改革，要求重估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同時，這一批受過日本和西方教育與學術訓練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介紹新思想和新文學以取代「國粹」及古典文學；有些激進派則大聲疾呼「打倒孔家店」，剷除「吃人的禮教」。

這種思想上的轉換和變革，其江聲之浩蕩，遠邁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之間的新舊學之爭；有些學者則認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新文化運動，乃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以來所未曾有的思想盛世。

這個盛世的特色包括：第一、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一年後月刊改名為《新青年》。這份雜誌在五四運動期間，扮演過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當時《新青年》所討論的三大主題是：反對孔教、文學革命和教育改良。陳獨秀認為要改造國家，必須先有負起改造任務的新青年。更重要的是，陳獨秀大力鼓吹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這「兩位先生」。他說：「我們現在認定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第二是蔡元培在一九一六年開始主持北京大學，提倡學術自由、學術獨立和教育第一，延聘兼具新舊思想的名學者到北大教書，使學術界的「梁山泊」添了幾條好漢。在一九一七年，陳獨秀成為北大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廿六歲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生胡適到了北大，第二年李大釗做圖書館館長，他請了湖南鄉下人毛澤東做圖書館職員。死氣沉沉的北大開始蓬勃了，真正成了中國的學術重鎮，也使得北大在五四運動時期成為龍頭老大。北京學子要不要罷課上街遊行，全聽北大一句話，於是：「罷不罷，看北大；北大罷，不罷也罷；北大不罷，罷也不罷。」

第三則為胡適提倡科學思想、實驗主義和白話文。其中尤以白話文的推行，影響最大。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要有話說，方才說話。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胡適是一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輕學者，也是一個能說善道的「徽駱駝」，對當時的青年極具影響力。但在五四大示威當天，他不在北京，而到上海迎接他的哥大老師杜威去了。因此，胡適對五四運動一直有一種錯綜複雜的情意結，他贊同它，但又認為它對新文學運動構成了「政治性的干擾」，是新文學運動的「一條岔路」。

知識分子多急於推動改革

但是，這些思想上的大革命，不會發生在一個風平浪靜的社會，它只會發生在內部積弱而外在世界又逢激烈變動的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八）時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倡的民族自決和廢除秘密外交的主張，頗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激賞；同時，世界各地不斷發生一連串劃時代的大事，也在中國知識群眾中引發了震撼，那就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芬蘭、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等地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一九一八年日本的稻米騷動。

有血性、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眼看全球風雲變幻、風雷激盪，但新興的中華民國卻像奄奄一息的病患，於是一股救國救民的民族情操和愛國情懷，即油然而生。而日本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即變成民怨國恨家仇的宣洩焦點。伴隨著抵制日貨運動而起的是民族主義的高漲，特別是城市商人和工人（在一九一九年約有二、三百萬人）的愛國情緒，更是不亞於學生。

在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天津和廣州等新興城市聚居的知識階級，據估計，在一九○七年至一七年之間，至少已達一千萬人。這批人目睹列強壓迫、國勢阽危的困境，他們一心一意想要救國；學成回國的留學生，更是急於推動改革。

這種求變的思潮和熱望，終於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體現了。

一九一九年的國內情勢為：北京政府由安福國會選舉的大總統徐世昌當政，與廣州非常國會的護法軍政府（有七名政務總裁，以岑春為主席）相對立。為達成全國和平統一，徐世昌派朱啟鈐為總代表，率吳鼎昌、徐佛蘇和王克敏等人，與岑春所派的唐紹儀（總代表）、章士釗和胡漢民等人，於二月二十日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會議數月，雙方未能化除歧見，「南有政學，北有安福」兩系，在幕後阻梗尤力。國人苦罹兵禍已久，矚望和平甚殷，然因北洋政府與廣州政府「南轅而北轍」，和平無望，人心大為失望。

當時的國際情勢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勝利的英、法、美、日、意等協約國二十七國，於一月二十八日召開巴黎和會，對戰敗的德、奧、匈等同盟國議訂和約。中國在歐戰期間曾派遣二十萬華工赴歐參戰，故以協約國身分參與巴黎和會，並派遣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和代表廣州政府的非常國會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五人為代表。

中國朝野重視巴黎和會（又稱萬國和會）的主要原因，乃因會議將討論山東問題。

歐戰初起時，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旋於一九一四年九月進攻膠州灣，自山東登陸，占領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城市，企圖乘機奪取德國在華利益。日本繼又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其中即包括意欲據山東為己有之條文。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美、英、法、意、日五國所組之十人最高會議，討論山東問題。美國代表威爾遜總統和蘭辛國務卿堅持邀請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列席。其時，首席代表陸徵祥患病，事先商定由顧發言。日本代表西園寺公望公爵及牧野伸顯男爵提出無條件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顧維鈞乃聲請此一問題須先由中國陳述理由再行討論。

次日上午，最高會議繼續舉行，顧維鈞應主席法國代表、「老虎總理」克里蒙梭之請，起立發言。三十多歲的顧氏，風度翩翩，操流利之英語，侃侃而談，雄辯滔滔。顧氏稱山東乃中國孔孟誕生的聖地，猶如耶路撒冷，如耶路撒冷為外來勢力侵犯，世界即不能太平；山東如不歸還中國，則遠東和平基礎亦無從奠立。克里蒙梭會後評論顧維鈞之對付日本，有如貓之戲弄老鼠，極盡其擒縱之能事。

但美、英、法三國因其他問題發生意見衝突，無暇討論山東問題。一直到四月下旬，中日雙方始互提解決辦法，美、英、法亦希望將山東問題做一了結。中日正在討價還價之際，日本突公布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中日合辦經營膠濟鐵路及聘請日人訓練路警的電文，並透露陸徵祥於飛巴黎道經日本時，曾承諾在和會中與日本合作。日本的這一「殺手」，使中國代表至為狼狽，亦使美、英代表大惑不解，且懷疑中日之間對山東問題早有諒解。故和會最後決議，允將戰前德國在膠州及山東所有各項權利讓與日本。中國代表於五月一日提出嚴重抗議無效，交涉遂告完全失敗。

正在歐洲考察的「言論界的驕子」梁啟超，在四月二十四日自巴黎致函汪大、林長民時，即預告山東問題前途堪憂。五月一日，林長民在北京《晨報》上發表〈山東亡矣〉的新聞稿，一開始就說：「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北京《晨報》為研究系之機關報，梁啟超、汪大、林長民皆為研究系之巨頭，林長民署名之新聞稿，一方面是向國人通告巴黎和會交涉失敗，另一方面則意圖製造政潮以打擊當道的安福系。

但林長民和北京《晨報》始料未及的是，「山東亡矣」的標題，竟如春雷乍動，掀起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於是，五四運動爆發矣！

北京學生示威大遊行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上，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召開北京大專學校學生代表臨時緊急會議，由段錫朋當主席。會中決定提前在五月四日（原定五月七日）下午十二時，舉行北京大專學生大會，遊街示威。五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先在堂子胡同法政專校召開各校學生代表會，預備遊行示威活動，有十三所大專學校學生代表參加，陸軍學校也派代表列席。在一小時半的會議裡通過了五項決議：一、通電國內外各團體，呼籲他們抗議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決議案；二、設法喚醒全國民眾；三、準備五月七日在各地召開國民大會；四、聯合北京所有學生，組織一個永久性機構，負責學生活動以及與其他各社團聯絡；五、決定本日下午遊行示威路線為：由天安門出發，經過東交民巷、崇文門大街等商業鬧區。

四日下午一時，十三所大專院校的三千多（一說五千多）名學生，齊集在天安門前廣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匯文大學（即燕京大學前身）最早到，接著是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警官學校、鐵路管理學校、稅務學校、中國大學、民國大學和朝陽大學。北大學生到得最晚，但他們是遊行示威活動的領導角色，北大學生傅斯年為遊行示威隊伍的總指揮。

北大學生遲到的原因是，北京政府教育部和數名軍警到北大校園，勸學生勿參加遊行。蔡元培校長召集學生聆聽教育部官員的勸告，但學生予以拒絕。

步軍統領李長泰和警察總監吳炳湘趕到天安門，勸大家回校，學生峻拒。下午一時半，學生隊伍由天安門南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隊伍前面舉著兩面紅黃藍白黑五色大國旗和一幅諷刺性的大輓聯，上面寫著：「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北京學界淚輓。」

另一名五四健將、北大學生羅家倫草擬了一篇流傳甚廣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這篇擲地有聲的宣言全文如下：「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是此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遊行隊伍給北京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百姓站在街上，傾聽學生呼喊口號，感動得掉淚；也有不少西方人向學生脫帽致敬。

但隊伍走到東交民巷時，因警察不讓學生進入使館區，交涉無效。學生頗希望美國幫助中國抵抗日本，即派羅家倫、段錫朋、傅斯年和張國燾等四位代表，進入美國使館找公使，但芮恩施公使不在，只好留下說帖。學生另派代表找英、法、意三國公使，因適逢禮拜天，無一人在使館。其時，中國軍警態度蠻橫粗野，不但不許隊伍通過東交民巷，且強迫隊伍退後。三千多名學生在失望和壓力之下，憤怒了。隊伍中突有人大喊：「大家到外交部去，大家到趙家樓曹汝霖家裡去！」

於是學生大隊退出東交民巷，掉轉向北，沿戶部街、東長安街，到東單牌樓和石大人胡同。他們沿路散發了許多傳單。大約在下午四時半左右，隊伍到了離外交部不遠的趙家樓二號曹汝霖住宅。三大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皆為晚清留日學生，民初即參與對日交涉工作，均為著名的親日派。曾參與「西原借款」的曹氏歷任外交部次長、代理財政總長，後為交通總長；章氏曾任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一九一六年出任駐日公使；陸氏曾任駐日公使、參議員，後為幣製局總裁。

學生大隊在曹宅門口要求曹汝霖親自出來解釋與日本訂密約的原因，四、五十名警衛則忙於驅趕學生。學生大叫「賣國賊出來！賣國賊出來！」並開始丟石頭，五名勇敢的學生跳進圍牆內，把前門打開，學生衝進曹宅。曹氏已逃逸無蹤，憤怒的學生即搗毀汽車，放火燒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火燒趙家樓」。未料火一燒起來，卻把躲在曹家地下室的章宗祥燒出來了，學生以為他是曹汝霖，即把他痛打一頓，章氏躺在地上裝死。

在整個遊行中，學生和警察都有人掛彩，北大學生郭欽光則不幸死亡（一說被警察打死，一說因疲勞過度嘔血而亡）。三十多名學生在示威中被逮捕，北京各校組聯合會，一致罷課，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並提出罷免曹、章、陸，拒簽巴黎和約，廢棄濟順、高徐兩鐵路合同等要求。全國各省群起響應，雖窮鄉僻壤之中小學生亦紛紛遊行演講，鼓吹反日及抵制日貨。

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態度強硬，學生亦不畏縮，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朝野形成對峙之局。六月三日，軍警又逮捕百餘學生，均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學潮更為擴大。步軍統領王懷慶力主以武力鎮壓，八百名學生被抓。但學生前仆後繼，每日有數千學生上街與軍警對抗。一直到六月八日，北京政府始軟化，所有被捕學生獲釋，北京政府亦不敢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北京學生「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開創了一個光輝的先河。

傅斯年在五四示威之後五個月，在他和羅家倫、康白情等所創辦的︽新潮︾雜誌上說：「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發作，社會上對於北大的空氣大改變。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地方，自然造成一種新生命。」

傅斯年又在五四運動廿五週年紀念時，於重慶《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星期論文（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他說：「五四的積極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在這口號中，檢討廿五年的成績，真正可歎得很。」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首中國的「社會改造運動」和「民主與科學」，仍然是「真正可歎得很」！

摘自2013年6月新書《關鍵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