蝦蜜！越來越大塊

「列寧格勒圍城戰」（1941~1944）被稱為近代史上最慘烈、最血腥的包圍戰，甚至被一些歷史學家形容為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行動。1941年8月，通往列寧格勒的鐵路線均被切斷，列寧格勒市則被北面的芬蘭軍隊和南面的德軍所包圍，所有對外的連結都被切斷了。872天的圍城戰造成了80多萬平民死亡，由飢荒造成的死亡率便佔了97%。

蓮娜・穆希娜這位當年只有十七歲的俄羅斯少女，在1941年5月22日寫下第一篇日記。當時還見不到任何災禍迫近的徵兆，蓮娜心中掛記著的不是學業，而是男同學沃瓦。女孩們的祕密心事、對同學的好惡感是日記戰前部分的主要內容。

圍城的生活越來越糟，在嚴重缺乏糧食的情況下，人們甚至開始吃起貓、狗，蓮娜在日記寫著：「整整十天，我們就依賴一隻貓生存下來。」她想要買一公斤黑麵包和蜜糖餅，大方地淋上奶油⋯⋯像孩子一樣，她什麼都想要，卻什麼也無法得到。圍城生活將人的道德擊垮而變得殘酷、自私，若不與受撫養的親人分享食物，可以吃得更飽。對蓮娜來說，記述自己如何期待阿卡（同住的老婦）的死亡是日記中最羞恥的部分：「如果阿卡死了，她自己、我和媽媽都會比較好過」，蓮娜寫道，同時大吃一驚：「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能寫出這樣的句子」。

蓮娜身處在時間的邊界上──戰爭與和平、童年和青春期，沒有任何過渡，跨步邁入可怕、殘酷的生活。日記是她「僅有的、能為我出主意的朋友」，而我們在這個掙扎於死亡線上的女孩的日記中，則看見了戰勝這個慘絕人寰的時代，她堅韌的靈魂。

《留下我悲傷的故事》譯者 - 江杰翰為了讓大家更了解本書的時空背景，特別寫了一篇「圍城備忘：蓮娜‧穆希娜日記與其他」。相信看完這篇圍城備忘，你會對史上最慘烈、最血腥的包圍戰「列寧格勒圍城戰」有了更深的認識。

                                        圍城備忘：蓮娜‧穆希娜日記與其他                                                   

本書譯者：江杰翰

圍城是這座城市的歷史上最悲劇性的一頁。我想，直到此時，存活下來的居民才終於接納了「列寧格勒」這個名字，幾乎是作為向亡者致敬的方式──與墓碑上的銘刻爭論太難。這城市突然老了許多，彷彿歷史終於承認了它的存在，決定以她一貫的、病態的方式趕上這個地方──透過堆疊屍體。三十三年過去，今日，不論如何重新粉刷，在這座未被攻克的城市裡，建築的天花板和立面似乎依舊保留了居民最後的喘息和凝視，像是污漬一般的痕跡。又或者，只是粉刷得不夠好罷了。

            ──И‧А‧布洛茨基（Бродский），〈一座易名城市指南〉（AGuidetoaRenamedCity）

之一：彼得與列寧的城市

　　聖彼得堡既是俄羅斯的邊陲，也是中心。

　　符號學家Ю‧М‧洛特曼（Лотман）寫道，相較於莫斯科，聖彼得堡作為一個離心的城市，是為了明日的帝國而誕生──標示著未來帝國版圖的中心，否定一切過去，勇敢地遙望未來。的確，在地理上，臨芬蘭灣的聖彼得堡挑戰安坐子宮一般的莫斯科；就文化精神和都市景觀而言，聖彼得堡是一座歐洲的城市。正如作家安德烈‧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在小說《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中提到，涅夫斯基大街不是俄羅斯的大街，聖彼得堡亦不是俄羅斯的城市。

　　然而，聖彼得堡從來不只是臨海的邊城──彼得大帝在此看見通往歐洲的窗口，列寧則嗅到了革命與新世界的氣息。自十八世紀初神話般誕生以來，這座獨一無二的城市不僅見證了社會的變遷，更孕育了俄羅斯文學與藝術的黃金年代。詩人布洛茨基曾經提到，即使早已卸下首都的光環，聖彼得堡在文學藝術中再現的鮮明形象依舊長存人們心中──蘇聯時期，在學校裡，藉由閱讀和背誦經典的文學作品，「蘇聯學生得以成為俄羅斯人。」

　　人類史上為時最久、傷亡最慘烈的圍城戰役就在這座彼得和列寧的城市上演。

之二：記憶與神話

　　一九四一年冬天，在列寧格勒廣播電台工作的詩人О‧Ф‧別爾戈利茨（Берггольц）預言：「同志們，或許未來我們會在某個博物館的展示櫃裡看見今日的麵包配給──那一小片可憐的黑麵包。」她說的沒錯，一九四三年，一系列展覽在尚未完全解除圍城狀態的列寧格勒舉行，最低配額的圍城麵包也在展品之列。然而，展覽的焦點並非一百二十五克的麵包，而是兩萬平方公尺宣揚蘇聯軍事力量的武器軍械。鋼鐵般堅實的敘事脈絡讓這「一小片可憐的黑麵包」也難免被收納成為列寧格勒人民「奮勇抗敵、刻苦堅忍」神話的一部分。

　　研究者指出，在二戰期間蘇聯官方的政治修辭當中，愛國的精神取代了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不再強調共產主義的豐功偉績，而轉向個人經驗，訴求更直接的國族情緒、仇恨與對未來的不安。各式各樣的英勇模範成為典型的宣傳樣板。А‧И‧帕夫洛夫斯基（Павловский）回憶，圍城期間，他是個普通的男孩──經常登上《列寧格勒真理報》，聰敏而勇敢的「那種男孩」。「這當然是事實。我們真的好渴望變得──而且有時候確實──無懼而且機警。但我們之中，好多人都死了……」

　　延續戰爭期間的宣傳動員基調，戰後俄羅斯國內對列寧格勒圍城歷史的研究和再現大多著重軍民的英雄事蹟、愛國精神和崇高的道德素質，對較具爭議的軍事決策和圍城歷史的黑暗面則少有提及，尤其在列寧格勒事件之後，博物館一度被迫關閉，研究陷入困境。往後的數十年，相關的討論並未脫離愛國宣傳的範圍，聚焦大歷史敘述而忽略了人的因素。一九七九年《圍城之書》（Блокадная книга）的出版帶來新的契機，作者Д‧А‧格拉寧（Гранин）及А‧М‧亞當莫維奇（Адамович）收錄日記和訪談等檔案資料，還原較為真實的圍城歷史。近年來，隨著環境改變、檔案文獻的開放和研究興趣的轉向，人的因素才漸漸受到重視，圍城日記和回憶錄也透過出版、翻譯而變得普及。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二年出版的《列寧格勒圍城書寫》（Writing the Siege of Leningrad），編者辛希亞‧西蒙斯（Cynthia Simmons）和妮娜‧波莉娜（Nina Perlina）選譯女性日記、書信和回憶錄，忠實呈現了這段動盪紛亂的歲月裡，女性書寫的面貌。

　　此外，潔西卡‧高特（Jessica Gorter）導演的紀錄片《900日》（900 Days）則企圖發掘圍城歷史的另一個面向。影片中，涅夫斯基大道上歡樂的遊行隊伍和公寓裡拒絕戴上勛章的老兵成為強烈的對比。藉由調查和訪問，高特透過攝影機記錄了官方單一版本的圍城神話之外，邊緣的聲音。

之三：日記

　　傳記是典型的蘇聯文類。

　　十月革命以來，尤其在三○年代之後，蘇聯以國家的規模，透過各種管道進行極為龐大的傳記書寫工程，目的在於使每一個人，不論社會階層和文化程度，一方面積極參與重要事件，與上層的意識型態連結，另一方面在個人生活中體現正確的態度，實踐革命的精神。不過，相較於自傳，日記的地位就曖昧得多。自傳是聲明和宣言，是公場域的自我展現，而日記書寫卻常是私密的，是滔滔不絕的空談絮語，是自我的、布爾喬亞的行為。然而，儘管如此，日記的書寫仍然被當作教育、改造人們成為新蘇聯人的手段之一。

　　研究者如約亨‧赫爾貝克（Jochen Hellbeck）指出，史達林時期蘇聯日記文本的共同特色除了自我學思、工作歷程的記錄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外尋求印證或肯定的企圖、懷疑和不安的感受以及強烈的自我批判。身處危急的險境，面臨劇變和龐大的身心壓力，圍城中列寧格勒人的日記更強烈地反映了這些時代和文類的特徵。蓮娜日記中反覆的質問、道德與政治的考核和自我批判或許也與史達林時代的日記書寫傳統有關──儘管，圍城中的敘述者往往希望自己書寫的不是現在進行式的日記，而是已經知曉結局的回憶錄。蓮娜總是興奮地想像戰後的生活，甚至以回顧的口吻書寫圍城的印象。

　　一系列圍城日記出版計畫的主編，作家Н‧Е‧沙卡洛夫斯卡雅（Соколовская）在專訪中說到，紛雜的日記文本同屬一個大的框架之中，「有時候我甚至以為，書寫者穿越了時間，繼續與彼此交談。」人們笑稱，在孤絕封閉、流言充斥的圍城列寧格勒，所有的資訊來源可以歸納為三種：「一個男人說」、「一個女人說」和「一個軍人說」。如同各式各樣看似雜亂其實緊密關聯的圍城物件，語氣各異的日記話語建構了一座龐大的網絡，持續地訴說著各自故事。

之四：小行星二一二七─塔妮亞

　　這一代人在一夕之間喪失了童年。

　　根據統計，一九四一年九月，約有四十萬十四歲以下的孩童滯留列寧格勒。在這座城市裡，他們被迫匆匆與童年告別，提早面對成人世界的殘酷。由記者К‧В‧戈爾捷耶娃（Гордеева）導演的紀錄片《聲音》（Голоса），以孩童、青少年的日記和圖畫呈現了這些失落的聲音，蓮娜的日記片段也被收入其中。

　　瓦西里島上十一歲女孩塔妮亞‧薩維切娃（Таня Савичева）的九則死亡記事是最著名的圍城見證之一。小筆記本裡以蠟筆書寫、潦草寬大的字體佔滿整個頁面，電報風格的文字簡短而且疏離。女孩詳細記錄了家人死亡的日期與時間，依筆記本頁緣的字母順序排列：奶奶（бабушка）在字母「Б」、熱妮亞（Женя）則在「Ж」。「只剩塔妮亞一個人了。」這是她的最後一則記事。

　　薩維切娃在一九四四年去世，她的圍城記事被視為對納粹殘酷惡行的血淚控訴，日後成為紐倫堡審判的證物之一。一九七一年，由蘇聯天文學家Л‧И‧切爾尼赫（Черных）於克里米亞發現的小行星二一二七以這位列寧格勒女孩命名。

之五：圍城人

　　《圍城人手記》（Запискиблокадногочеловека）是知名作家、文學理論家Л‧Я‧金茲堡（Гинзбург）的回憶錄，經兩度改寫、出版，完整呈現了圍城的生活日常，探討「圍城人」作為一種存在的意義。在《手記》中，金茲堡透過主角N（Эн）──一位性別隱約為男性，身分模糊的知識份子──和同代人的生活片段，展示陌異化的時間、空間和身體，速寫鄰人的對話細節，分析心理和社會關係，建構了鮮明的圍城人形象。

　　對金茲堡而言，圍城是極不真實，令人窒息的懸宕感覺，是「一種在真空中懸掛、擺盪的詭異狀態。」而掙扎其中的人們置身於和平與戰爭、生存與死亡的尷尬邊界，成為一種「多餘、不被需要的存在」。

　　在導演С‧В‧洛茲尼察（Лозница）的紀錄片《圍城》（Блокада）當中，觀者多少也能感受到相似的氛圍。他使用資料短片，配上現代的背景聲音，自戲劇化和旁白敘述的傳統模式中抽離，具體展示了圍城期間的都市景觀和重要的歷史時刻，不僅重建了極具價值的歷史資料，更再現了圍城中與現實脫離的真空氛圍。

之六：托爾斯泰和小雪橇

　　面臨空前的危機，在紛亂中冷靜下來，賦予事物意義成為格外重要的事情。坐困圍城，人們開始尋找意義。

　　最簡單而直覺的途徑是向歷史和過去的經驗尋求解答。有人想起馬克思的預言：社會主義終將戰勝帝國資本主義，有的人轉向俄羅斯民族驅逐侵略者的光榮歷史──艾森斯坦（Эйзенштейн）的電影《亞歷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重新在列寧格勒上映，而且廣受好評；關於在一八一二年戰爭中擊退拿破崙的民族英雄庫圖佐夫（Кутузов）的展覽在喀山教堂展出。蘇聯政府察覺一九二○年代訴諸國際主義的宣傳方針似乎無法在戰時發揮有力的號召效果，因而轉向沙俄時代的英雄傳奇，將這些去政治化的象徵作為動員的工具。

　　有時，歷史的經驗可以救命。Р‧И‧涅拉托娃（Нератова）回憶道，經歷了內戰和飢荒，一九二○年代家家戶戶都備有乾糧。一九四一年秋天，她經歷過兩場戰爭、革命和飢荒的父親要求家人開始囤積食物。早在九月，他便預見了迫近的災禍，吩咐家人購買孩童的小雪橇，以備入冬、大眾交通癱瘓之後用以托運食物和木柴。「它能救我們的命。」他說。父親所言不假，兩個月後，雪橇果然派上用場，但它並非求生的利器，而是服務亡者的載具──在那個最寒冷的冬天，孩童的小雪橇被用以運送遺體，成為這段歷史中最悲傷、駭人的死亡象徵。

　　除此之外，文學和藝術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九四一年六月，男孩奧列格在奔赴戰場前，興奮地在信中提到，戰爭是一場試煉──經歷了這一切，他將更能理解貝多芬、普希金和萊蒙托夫。

        「戰爭年間人們貪婪地讀《戰爭與和平》──為了驗證自己（而不是托爾斯泰，沒有人質疑他對生命的理解）。然後，讀者對自己說：這樣，也就是說，我的感覺是正確的。應該是這樣沒錯。在圍城列寧格勒，有力氣讀書的人們無不貪婪地閱讀《戰爭與和平》。」金茲堡在《手記》中寫道。

之七：你甚至無法相信這個世界存在光明

圓──閉塞的圍城象徵。如何突破？人們繞著圓圈奔跑，現實卻觸及不著。

──金茲堡，《圍城人手記》

　　八百七十二個日子彷彿一切意義崩解再生的過程。圍城改變了人們生活的樣貌和對周遭世界的理解，一種新的現實於是誕生。

　　「從今天起城市變了模樣。」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蓮娜在日記裡寫道。隨著德軍一步步逼近，人們在列寧格勒築起壕溝和防禦工事，巨大的防空氣球懸浮空中；阿尼奇科夫橋上的馭馬雕像後撤至隱蔽處安置，青銅騎士、教堂的金頂和其他地標也因為軍事安全的考量被以木板覆蓋或安上偽裝。

　　接著，德軍展開密集的轟炸和砲擊，許多區域成為廢墟。蓮娜的日記裡詳細敘述了砲火暫歇的空檔她和朋友的街巷踏查：被炸毀的房屋沒了牆壁，室內擺設暴露在外，氣氛詭異。由於缺水，人們有時只能任由起火的房屋燃燒好幾個晝夜，直到一切都被烈火吞噬。

　　說到火，一九四一年九月巴達耶夫糧食倉庫的熊熊烈火在圍城歷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場大火不只讓列寧格勒的存糧付之一炬，更引燃了人們心中對飢餓的恐懼。不過，關於這場大火世界末日般的敘述在某些程度上也是被放大誇飾的神話：事實上，燒毀的食物並不足夠避免飢荒，麗莎‧柯申包姆（Lisa Kirschenbaum）教授也引用《圍城之書》強調，儘管巴達耶夫糧食倉庫的大火經常在一九七○年代的倖存者訪談中被提及，但卻較少於圍城期間的日記文獻中出現──也就是說，這場災難的重要性或許只在人們的回憶之中。

　　學者波琳娜‧巴斯柯娃（Polina Barskova）以彼得堡文本的傳統檢視圍城日記，並援引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關於崇高的概念，將圍城奇觀解釋為以美感替換恐懼的防衛機制。她提到，在戰亂中重新發現城市的美，或在恐怖的情境裡看見美的質感是圍城日記中非常普遍的現象。的確，金茲堡在《手記》中提到圍城中「漂亮得諷刺的城市」，蓮娜也經常速寫城市中流動的美麗風景。

　　人們對時空的認知也有了改變。隨著電車停駛、寒冬來臨和身體逐日衰弱，距離成了日常生活中急迫的難題。列寧格勒人只好限縮生活的範圍，移動成了來回住處、工作地點、食堂和配給食糧的商店之間不得不的冒險。甚至，現實的殘酷逼迫人們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丈量空間，一位老先生回憶，在路途中，他總是默數路過的屍體，數到二十五，工作的地方就到了。

　　女詩人В‧М‧因別爾（Инбер）在日記中描述一個令人震懾的場景。許多時鐘都停了。有的壞了，有的在風雪中飄搖，有的看起來正常，但已經不走，靜止在遭到轟炸的當下──因為區域和命運不同，鐘錶上指示的時間也各自相異。有時候，在路上抬頭望向時鐘，沒了錶面，卻能看見鐘框裡的天空和閃亮的星星。

　　圍城中的時間是失能而沒有作用的，是死的。金茲堡說，「時間是空的，但不是自由的。」學者伊莉娜‧珊多密爾斯卡雅（Irina Sandomirskaia）稱這樣的狀態是「壞的永恆」，是「單調的反覆」。

　　其他的感官亦是：人們習慣了轟炸和砲擊，以至於戰後必須重新適應寧靜；長時間待在黑暗的房間裡，因別爾寫道，「你甚至無法相信這個世界存在光明。」

之八：你是誰？我已經認不得自己

　　在所有可怕的陌異和改變當中，沒有比身體的衰敗更根本、更令人無法忽視的了。

　　在飢餓、嚴寒、疾病和艱困的生活環境交互影響之下，身體成了外在悲慘世界最私密的體現。列寧格勒人開始喪失性別和年齡：女性停經，失去乳房；青春期的男孩也不變聲。人們變得極瘦，肌肉喪失力量，就連最簡單的動作和肢體協調都是問題，走路成了「最恐怖的舞蹈課」。積雪結冰的路上，有的人跌倒之後索性以四肢爬行，有的人則是再也沒有機會重新站起身來……

　　此外，人們還必須穿著厚重的衣物入眠，且久久不能更衣。身體彷彿失去了控制，褪下衣物，骨骼和瘀傷紛紛浮現，洗澡成了最恐怖的惡夢。「她們不是人，是活著的骷髏，」一位老太太對著鏡頭回憶，為了預防瘟疫，人們被要求進公共澡堂洗澡「然後我意識到，我也和她們一樣。」

        沒有人有權力擁有健康的身體。別爾戈利茨記錄了這樣的場景，一位健康的女子走進澡堂，引起議論，最後被驅逐離開。事實上，享受特權的人們所在多有。食品工廠、餐廳等等容易取得食物的保命職缺非常熱門，有時甚至必須行賄才能得到。一間食堂的主管在戰後自豪地表示，圍城期間手下的員工無一人死亡。「有人正在死去，有人卻大賺一筆。」一位在工廠工作的女工在日記裡寫道。

　　在圍城之中，甚至連生和死的界線都不再清晰。有人觀察坐倒路邊的一具男屍：在兩個星期的時間內，先是少了背包和衣物，然後變得赤身裸體，接著成了暴露臟腑的骷髏，最後終於被帶離現場。

　　漸漸地，人們認不出自己。孤絕、酷寒、飢餓和舉目可見的死亡讓列寧格勒成了人間煉獄。人們變得神經質而且多疑，時而沉默失語，時而暴躁易怒；有的人終於喪失理性，甚至有人記錄到蘇軍士兵因為不耐等待，向怠慢的人群丟擲手榴彈。詩人П‧Я‧薩爾茨曼（Зальцман）的圍城詩作中瀰漫著絕望的末世氛圍和瘋狂失控的情緒拉扯：

〈唳唳〉（Ры-ры）

我是笨蛋，我是人渣，我是廢物，

我會為了臘腸殺人。

但，拜託，請讓我進去，

我們已經在門上搔得夠久了，像野獸一樣。

我真是忍不住了，劊子手啊，

我想要撒尿。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

К‧馬克思工廠

　　一個月後，蓮娜在對街的醫院裡目睹這座工廠陷入火海，在日記中記道，「拉開窗簾，我看見街上比白天還要明亮，從這一片光亮之中竄出巨大的火舌，升起一團團火紅的煙霧。」

　　在圍城中活著，同時不失去「人的形象」成了列寧格勒人最殘酷的試煉。在圍城最嚴寒的冬天裡依舊能夠聽見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飢餓的音樂家排練肖斯塔科維奇《第七號交響曲》的時候，小號手因為沒有氣力演奏而留下無奈的空白。許多劇院依舊照常演出，舞台上，演員餓著肚子，使盡全身力氣歌頌愛情與勇氣。文字也是重要的管道，研究指出，圍城人是積極的讀者，而寫作也成為從現實逃逸的路徑之一。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的繁瑣細節也被賦予儀式性的重大意義。詩人Н‧В‧克蘭季耶夫斯卡雅─托爾斯塔亞（Крандиевская-Толстая）在一首名為〈取水〉（За водой）的詩中連結城市的歷史記憶，生動地描繪了圍城居民的日常勞動。

「剛才我又將整本日記讀了一遍。天啊，我變得多麼庸俗膚淺！腦袋裡想的、手裡寫的全是食物，而除了食物之外，這世界上明明還有好多其他的東西啊。」在日記裡，蓮娜除了書寫生活中的見聞感受、計畫未來，更鉅細靡遺地記錄取得食物、分次食用和烹飪過程的大小細節。書寫食物──尋找、準備、食用、幻想與期待──的偏執反映了困頓匱乏的心理狀態，是圍城日記的最普遍特徵。學者甚至懷疑，缺乏這類內容的文本並非真正的圍城日記，而是日後補記的結果──許多人在圍城中留下筆記，戰後才得以追憶書寫。

之九：美味的泥土

　　食物從來不只是食物，但有時候，我們必須承認，食物其實就只是食物。圍城期間，一位糧票遭竊的老師花了一整堂課的時間討論食物。他無奈地向學生道歉，說自己實在無法思考別的。提起食物，似乎每個經歷圍城的列寧格勒人都有自己悲傷的故事。

　　在希特勒殘酷的滅絕計畫裡，看不見盡頭的飢餓是最有力的武器。人們竭盡所能地尋找食物，並嘗試將不可食的物品轉化為食物──烹煮皮革，從壁紙和書本中取得膠質，在樓板夾縫中找到堆積的少量油脂和麵粉。在巴達耶夫糧食倉庫的大火熄滅之後，市民甚至爭相挖掘、保存附近的泥土。二千五百噸的糖在大火中燒毀，滲入土壤之中。人們將泥土沖泡、過濾食用。這些「美味的泥土」甚至流入黑市，上層的泥土的每杯要價一百盧布，下層──五十。

　　犯罪事件層出不窮，搶奪、偷竊的罪犯經常等不到警察逮捕即被憤怒的群眾當街正法。猶太裔義大利化學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曾經寫道，在納粹集中營中的求生法則是，吃你的麵包，如果辦得到，把別人的麵包也吃了。飢餓改變了道德標準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飲食成為極為私密，不應輕易提起的話題。《手記》裡記到，在朋友準備用餐時上門拜訪的客人尷尬地道歉，說自己來得不是時候。

　　蓮娜在日記裡寫道，年邁的阿卡婆婆不過是多餘的一張嘴，若她死去，全家人都會比較好過。「只是若她要死去，請讓她撐過一號，這樣我們還能拿到她的糧票。」這或許是日記中最令人不忍閱讀的段落之一。因為匱乏，食物失去了分享、凝聚的社會功能和象徵意義，成了分化、憎恨、愧疚和罪惡感的源頭。

之十：十一歲的生日

　　藝術家В‧П‧亞夫許茨（Явшиц）回憶起自己十一歲的生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他以一塊麵包和朋友換來英國進口的水彩顏料，日後，他使用這盒水彩，在圍城中臨摹布留洛夫（Брюллов）的名畫《巴赫奇薩來的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他相信，正是這寶貴的生日禮物幫助他度過艱苦的非人歲月，使他成為一名畫家。黑暗、陰冷的一系列畫作呈現了作家記憶中的圍城印象。

　　《手記》裡說，遺憾永不消逝，是最強大的情感。倖存的人們多少都懷抱著遺憾，或甚至是罪惡的感覺──是不是太自私了，犧牲得不夠多，所以我活了下來？

　　鏡頭前年近八十的女畫家Л‧Д‧尼基欽娜（Никитина）在獨居的公寓裡娓娓道出她的故事。一九四一年她還只是個頑皮的小女孩，與母親和姊姊同住。家人相繼過世之後，女孩偽造媽媽的簽名取得了額外的糧食。她說自己至今依舊習慣以媽媽的字跡簽名。

十一歲生日當天，她和鄰居合力殺死了一隻貓，烹煮食用，日後她將這一幕惡夢般的場景繪成作品《想活下去》（Жить хочется）。她害怕死後的審判，擔心有罪的自己將難逃地獄的烈火。簡陋卻寬敞的公寓裡，滿屋子的貓咪或許是老太太尋求救贖的補償。「你聽過這樣的故事嗎？」尼基欽娜說，她曾這樣問過教士。一位育有二女的母親在其中一個女兒過世之後，將她的遺體藏放在窗框之間，切下肉煮湯，餵養存活下來的女兒。「這是罪嗎？還是愛？」她問。「食人肉是有罪的。」教士回答。「我說，你怎麼能審判，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有罪，什麼沒有？……」含著淚，尼基欽娜顫抖地說，我認為，這是愛啊。

十一：無感的春天

　　「蓮娜抄捷徑走過院子回家，在垃圾場裡注意到一株幼小、蓬鬆的綠草。她彎下腰一看，原來是才冒出新芽的蕁麻。高大概一寸，三片葉子約指甲般大小。」蓮娜的日記停留在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在這篇尋常的記事裡兩種情緒的拉扯清晰可見：重生的喜悅和全然的無感。

　　即使最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有軌電車恢復行駛，象徵列寧格勒的重生。天氣回暖，人們終於走出陰暗的斗室。蓮娜的日記中經常提及的藝術家В．В．米留欽娜（Милютина）在戰後回憶道，春天來臨時，她經常以香菸和自郊外回到城裡的士兵換取新鮮的嫩枝新芽，品嗅重生的氣息。甚至在資料相片中我們看見，聖以薩教堂前的廣場，人們興奮地採收碩大的包心菜。然而，蓮娜似乎依舊無法樂觀地面對未來。

　　疲乏和冷漠無感是圍城文本中常見的主題。蓮娜在稍早的日記裡曾經提到：「死亡隨時可能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對此我們已經如此習慣，以致不再察覺──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不願意察覺。」也許求生的意志依舊強烈，但人們早已不再躲進避難所了。

　　二十一歲的女孩卓雅記道，沒有人有力氣進避難所了，在敵軍的砲火下，人們只顧著匆匆把麵包塞進嘴裡，就怕在砲彈下枉死，白白留下食物──不過，最可怕的是，砲火停了，你吃光麵包，卻發現自己活了下來。《手記》中，金茲堡也描繪了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一位藝術家在敵軍攻擊時躲進樓層較低的友人家中，手足無措。友人的女兒見狀，安慰他轟炸不久就會結束，要他別慌。藝術家回應：「你沒有一點想像力，所以才不覺得害怕。你知道，必須要夠聰明，才能適切地害怕。」或許是受夠了驚嚇，或許是早已精疲力竭，人們經常抱怨自己失去了感知的能力……

十二：離開與歸來

　　「高爾基，我已經等不及朝你而去。」在家人相繼過世之後，離開列寧格勒成了蓮娜唯一的希望，字裡行間不時出現這樣的呢喃和呼喊。

　　蓮娜在日記裡提及第一波的撤離行動和隨之而來的騷動。早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政府頒布命令，安排幼童在無父母陪同的情況下自列寧格勒撤離。誰也沒能料到，鐵路梯隊竟然與進擊的德軍狹路相遇，遭遇猛烈的砲火攻擊，只能倉皇退回列寧格勒。八月底當局企圖再次撤離孩童，但幾個月前的悲劇讓人們餘悸猶存，大多卻步。而對成人而言，待在列寧格勒是可以理解的決定──大多數人以為戰爭不久之後便會結束──同時也是愛國精神的表現。九月，當人們察覺情況不妙，已經沒有機會離開了。

　　是這麼說的，每個倖存者都有位貴人。之於蓮娜，圍城期間居住在芬蘭車站旁，目睹人們來來去去的米留欽娜正是這樣的角色。談到撤離的人潮，她回憶道，懷抱著單純的想像，大家都渴望離開──「拯救自己，重新過人的生活。」然而，這條通往未來的漫漫長路充滿危險和挑戰……

　　比敵軍砲火還要致命的是食物。一九四二年離開列寧格勒的十八歲青年阿列克謝在日記中寫道，「有人在隊伍裡排了兩個鐘頭，憑糧票拿到一份湯和粥。他用完湯，卻留下了粥。握著盤子，坐著，死了。而拉多加湖正在等著我們。」對飢餓已久的虛弱身體來說，突來的大量飲食很可能超出負荷，人們朝思暮想的食物成了最危險的威脅。成功撤離的人們回憶，在路途中死去的人們被抬出車廂，留在鐵道旁，火車繼續往下一站駛去。

　　據說，如願抵達拉多加湖彼岸的小鎮卡波那的人們都記得雪白的聖尼古拉教堂。對他們來說，圍城至此為止，考驗卻才正要展開……

十三：雨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是列寧格勒解除圍城七十周年的日子。今年，這個重要的節日改了名字，變得更長更拗口，引起了不少議論。除此之外，一起更具爭議性的事件讓列寧格勒圍城重新攻佔各大媒體版面：標榜獨立精神的電視台「雨」（Дождь）在與歷史雜誌《業餘者》（Дилетант）合作的節目上開放網路投票，討論二戰期間當局是否應該交出列寧格勒，以挽救居民的性命？這個動作觸怒了民眾，輿論撻伐的聲浪排山倒海而來。儘管該頻道立刻撤下投票並公開致歉，依舊無法平息民眾燎原的怒火。直至今日，電視台依舊遭到觀眾、廣告和頻道業者抵制，面臨法律訴訟和倒閉的危機。

　　「雨」的事件反映了列寧格勒圍城在俄羅斯人心中的地位。二戰──尤其慘烈的圍城──歷史已經深入民眾國族意識的底層，儼然成為現代俄羅斯的建國神話之一。

　　研究者如伊莉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指出，列寧格勒圍城作為全國共同的歷史回憶，是不容思考、批評的存在。而深諳形象塑造、來自聖彼得堡的普欽即便未曾經歷圍城歲月，依舊成功地透過敘述家庭故事和各種形式的「表演」，結合父親、兒子和國家守衛者的形象於一身，讓列寧格勒圍城的歷史成為鞏固領導權威，凝聚國家意識的強大工具。

十四：留下我悲傷的故事

　　這是個太悲傷的故事，但依然有明亮的片段──悲傷和明亮都在於字裡行間清晰透徹的真實。往日輕快的回憶、片刻的飽足、人情的溫暖、撿了便宜或意外在市集發現漂亮明信片的喜悅，抑或最單純、俄羅斯式的──「嚴寒和太陽」。在圍城／危城裡，即使是呼吸和生活，最微小而輕柔的喜悅也具有無以倫比的強大力量，穿透黯淡的陰影，閃耀著光芒。

        為何而寫呢？「寫圓，就是突破圓。」金茲堡這樣說。不論書寫的人離開或死去，文字總會留存下來。

「我最親愛的朋友，我的日記。你是我的唯一，我僅有的、能為我出主意的朋友。我向你吐露所有的擔憂、苦痛和哀愁。而對你，我只有一個請求：在紙頁上留下我悲傷的故事。日後，在必要的時候告訴我的親人，讓他們知道這一切──當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七十多年過去，蓮娜‧穆希娜寫一本書的夢想終於成真，她的圍城日記以女孩最真摯誠懇的聲音，說自己未說、不忍說、來不及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