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民國：天安門傳奇（下） @ 蝦蜜！越來越大塊

林博文◎著

五四愛國情緒高漲

北京政府對五四事件的最初反應，顯然頗為躊躇和迷惑。總統徐世昌並不堅持嚴懲學生，溫和派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打算和學生妥協。然而，這種態度並不為軍頭和保守派所接受。因此，五月四日晚上在總理錢能訓官邸召開的會議中，以安福系和親日分子為主的保守派，即提出封閉北大、撤換北大校長、嚴懲學生的要求，並獲通過。

在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曾立刻採取一些防範於後的措施，如新聞檢查、切斷北京與國外的有線電報電話。自五四至五月底，學生仍繼續示威，政府亦繼續抓人，但事態並未擴大。然而，到了六月二日下午，北大學生張國燾等七人被捕；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態度轉趨強硬，升高對立態勢，當天軍警逮捕街頭演講隊學生一百多人，皆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是為「六三事件」的開始。

北洋軍警逮捕學生，以步軍統領王懷慶執行最力。六月四日，各校學生分隊四處演講，慷慨陳詞，更為激烈。軍警禁阻無效，乃以馬隊衝散群眾，抗拒即施以鞭打，此後大舉逮捕學生，押送北大法科，連「六三」所拘者共八百二十七人。因被捕學生愈來愈多，乃將理科大講堂改為拘留所，有一百三十九人被拘該地。拘禁於警廳及步軍統領衙內者，數字不詳；被毆重傷者，則送至同仁醫院治療。

關鍵民國

然北京政府有鑑於學生不畏軍警嚇阻，以武力鎮壓學生勢將拘不勝拘，捕不勝捕，乃見風轉舵，改變政策。六月八日中午，各校代表歡迎被拘同學返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學界萬歲！北京大學萬歲！北京政府態度軟化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全國響應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使北京政府大感吃不消！

一九二六年，在愛國情緒仍然高漲之際，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闖入大沽口，炮擊炮台守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守軍還擊，雙方互有傷亡。十三日英、美、法、義、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辛丑和約八國公使名義，向中國提出五點最後通牒。北京外交部態度軟弱，激起民眾公憤。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兩千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後向長安街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喊口號。下午一時二十分，部分遊行隊伍到國務院，要求派代表會見總理，衛隊緊閉柵門不許他們進去。群眾憤怒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衛隊旅長宋玉珍向段祺瑞請示，段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遊行者四十六人，打傷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學生和未成年學生。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一文中說，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就像古今中外許多獨裁專制政府一樣，北京國務院在「三一八」當天發出通電，無中生有地誣衊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枝。」北京段祺瑞政府的目的，在於把這一血腥屠殺罪行說成是執政府衛隊的自衛行為。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殉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下葬，送殯者達千餘人，並且舉行了抬棺遊行。據當時擔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的楚溪春回憶道，「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住在吉兆胡同的段祺瑞正在和圍棋神童吳清源下圍棋，段祺瑞對楚溪春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楚氏又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隻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兇器；又找了幾把條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

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釗、徐謙、李石曾、丁惟汾和陳毅（日後曾任中共外交部長）等人，都是「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

激發年輕人去思索

三○年代中葉，日本侵華野心日益高漲。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

十二月九日，國府準備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華北特殊化。北平各大學學生為反對成立傀儡政權，決定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是一二九運動中一篇宣言裡的一句話。這一句話頗有概括性。它道出了當時北平同學的愛國情緒，也啟發了年輕的愛國者思索問題：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不是息息相關？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約有七千多名大中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有一百多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日後在中共政府中擔任高職的外交部長黃華（王汝梅）、黃敬（俞啟威，前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侄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都是當年「一二九運動」的健將。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刻意拆除、整修、擴大天安門廣場的範圍，「文丑」郭沫若曾為「大廣場」寫過一首歌功頌德的詩句。三百多年前的廣場紅牆拆除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建成的電車軌道也移走了，整個廣場面積達四十公頃。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震動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了。中國人民經過文革浩劫之後，鬱積在心中的十年怨氣與苦悶，只有在紀念周恩來（一月八日病逝）的清明時節得以宣洩出來。那個時候，第一次復出的鄧小平，因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壓制而再度靠邊站，北京全是四人幫的天下。他們看到堆積在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花圈，高聳入雲，他們也看到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悼詞，字字血淚。他們決定以高壓手段制止這場別具他意的悼周活動。

四月四日是清明節，又是星期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以上。四人幫「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的行動，是在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以後展開，四月五日，鎮壓行動全面進行，數十萬名群眾與五萬以上的民兵、三千名以上的警察發生衝突。四人幫成立「三聯指揮部」統一鎮壓行動。據嚴家其和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晚九點四十五分左右，大規模的毆打結束了。紀念碑旁地上攤攤鮮血邊躺著、蹲著、趴著鼻青臉腫的二百多名被打群眾。經過初審，他們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每個人都被仔細地搜身、審問，有的還被帶上了背銬，投入了監獄。夜晚十一時，統一調動的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國旗桿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掩蓋他們一夥利用黑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四月六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開始戒嚴。第二天，天安門廣場裡，一批灑水車仍在沖刷殘留在廣場上的血跡。

血跡或許可以洗刷乾淨，但王立山在廣場紀念碑上所寫的一首詩，將永垂青史：「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耶魯教授史景遷認為天安門是政府威權的象徵。中共解放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開殺戒，毋寧是這種恐怖威權的濫用與褻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寫了一首題為＜威權＞的詩。原詩是這樣的：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頂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下來，活活的跌死！